2、崔莺莺吸引张生的是肉身

文/侯虹斌

当张生在普救寺大殿上看到崔莺莺的时候，崔莺莺并没有闲着，乔装作态，一边微微耸着香肩，一边和身边的丫鬟红娘巧笑倩兮。张生见着她的容貌，一声惊叹：“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脚都软了，反应是“我死也！”几百年后，我们甚至都能想见到张生迎面碰见莺莺时，就像看到天仙那种失神落魄的样子。

这种一见钟情的场景，我们在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中屡见不鲜，经典又滥俗。言情小说总是试图证明，主角的相爱必然是因为精神和灵魂，这样听起来才让人觉得够诚恳。不过，这种设想是经不住推敲的。一见钟情那电光火石的一瞬，能看到对方的灵魂么？多数还不是看中对方的美貌与身材？眷恋的不就是肉体么？

张生也是迷恋上对方的肉身。他一直倾心的都是崔莺莺的美丽，一意苦苦追求，知道她原来还会听琴，还有文才，字写得好，女红又妙，那已经是他痴迷上人家，甚至成亲之后才发现的了。在人家崔莺莺还不知道他的存在的时候，张生在道场上已经在唱：“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够汤他一汤，倒与人消灾障。”两人哪来什么精神交流？分明就是张生单方面觊觎美女。那种心态，典型就是：能到手最好，就算不行，揩点油、赚点便宜也好啊。

爱情，到底应该爱上灵魂，还是爱上肉体？是宣称爱上灵魂更道德，还是认为迷上肉体更本真？我想起一个关于古希腊之神的故事：

在一个秋天的午后，赫拉克勒斯碰见了两位女子，一位是卡吉娅（希腊文“邪恶、淫荡”之意），她媚态而性感，向他允诺：跟她走，她将会带给他世间最美好的感官享受和生命力。另一位叫阿蕾特（希腊文“美德、美好”之意），她恬美质朴，向他允诺：“卡吉娅只能让你肉体享乐，而我却能让你感知生命的美好。”这两个美丽的女子将会通向两条道：一条通向邪恶，一条通向美好。

毫无疑问，崔莺莺在这里是卡吉娅，而不是阿蕾特。她用肉身的美好，向张生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

当代学者刘小枫曾在《沉重的肉身》当中引用了这个故事，他用柔软的语言织体，讲叙了作为一个男性所经历的肉身享乐与灵魂美好之间的挣扎。所谓的卡吉娅或阿蕾特，只是两条道路的象征。只是，中国古代向来没有西方的宗教精神，更没有那种原罪心理，不存在这种挣扎。

在古代传奇小说里，经常把男人的功名和爱情对立起来，像《莺莺传》里张生抛弃崔莺莺，《霍小玉》里李益抛弃霍小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李甲卖掉杜十娘，所以，给人一种错觉，以为社会伦理和个人欲望之间必然是有矛盾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爱情这个概念是西方的泊来品，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太特殊了，例外）体现出来的，要么是肉欲，要么是婚姻。这两者是截然分开的。看那些书生抛弃妓女的故事，只是他们暂时放下了性伴侣而已。功名和肉欲并非水火不容，只不过肉欲的对象会经常变换而已。那些被书生抛弃的女人/妓女，错就错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阶段性的性伴身份，还天真地以为她们将得到婚姻。等待千年，她们以为等来的是骑白马的王子，其实，只是嫖客。婚姻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是一定要娶与自己门当户对，甚至要比自己门第更高、以便他们攀缘着向上爬的门阀世族之女。功名和婚姻本来就是目标一致的。

虽然《西厢记》在明清一度被视为“淫书”，可仍然极受欢迎。很重要的一点，它满足了一个男人所有的梦想：博取了功名，满足了肉欲，有良好的婚姻往上爬。最要命的是，张生通过搞掂崔莺莺，轻松地把这些都得到了，叫人焉能不羡慕？

张生：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于连

文/侯虹斌 

最初听说张生和崔莺莺的时候，这两个人并不是一对普通的情侣，而是一对“勇于追求爱情，反抗封建专制”的斗士。拥有同样称号的还有贾宝玉与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刘兰芝与焦仲卿，等等。这种没有白虎堂与聚义厅的所谓斗争，总是让我很困惑：古时候，那些具有宏大社会革命理想的人真多啊，尤其是女人，只要他们想和喜欢的人成亲的话，客观上都是帮助了反封建的事业。

等我苏醒过来才意识到，这种宏大叙事显然是违反常识的。可惜，教科书中的《西厢记》被误读了，给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赋予了太多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然而，误读是文学的一贯命运，与生俱来的，并非始于当代。金圣叹那著名的《〈西厢记〉第六才子书》不就是误读吗？后世多达数十种对《西厢记》重新解读、改写的剧本难道就不是误读？甚至可以说，《西厢记》改写自元稹的《莺莺传》，本身也是一种误读。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现在，我们娇滴滴的崔莺莺小姐和一心一意追女孩的状元张生，他们恋爱又似乎是冲着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来的。

好，这部书要做的就是，破解各种各样的诳语。首先就是从张生开始。

1、他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位俗人

张生骑着马，随身只带着一位仆人上场了。值得注意的是，张生的父亲是礼部尚书，他绝非一介穷酸秀才。只是父母双亡，从此张生就带着书带着剑，四处游玩。这说明，张生门弟高贵，但家道中落。第一点，赋予人物一种美感，并让其与崔莺莺门当户对；第二点，则表明张生很有必要参加科举考试，并由此改变前程。

是发，在张生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决定上朝赶考了。

书中交待崔莺莺的父亲是先相国崔珏。她的身世到底有多高？首先，唐代并无“相国”一职，相国是是春秋时期开始的世袭官职，唐以后，多用作实际任宰相之职者的尊称。按唐制，只有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等才是一品，而且只是地位很高的虚衔，并不常设；尚书令是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长官，是正二品。这么说来，张生和郑恒的先父，均是正二品的尚书了。

唐初，左、右仆射及中书令、侍中是正二品或从二品，并为真宰相，实际上，以名臣房玄龄地位之尊，一直是左仆射，当了近二十年。后来，皇帝又以敕令指定其他官员参加议政，其官品位较低者则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亦为宰相。这说明，宰相的品级就未必一定比尚书高。崔张的爱情障碍来源自嫌贫爱富？不是的。张生并不贫寒。同样是家道凋落，崔莺莺与张生的身世也说不上有多少差异。

在赶考途中，张生途经九曲黄河，不由得诗兴大发，抒情一番。按说，这一段是闲笔，为何却连遍累牍，纵容张生抒发“日近长安远”之情？如果仅把这看作是作者自身的炫才之作，未免委屈了作者的一片苦心了：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若说崔莺莺是佳人，张生必须先是才子。男人嘛，仅靠一付好皮囊和“志诚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才华与能力，甚至功名。在整部《西厢记》中，再没有机会看出张生的志向和才能了，仅凭追女孩时吟的那两首顺口溜和打油诗当然不足够，于是，这一段借景抒情，炫耀一下自己的诗才和抱负，抒发一番雄情壮志、壮怀激烈，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张生必须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位俗人；否则，他与寻常登徒子何异？

张生去普救寺玩，四处参观，结果在佛殿上，他遇见了同样无聊、出来闲逛的崔莺莺和红娘。

到此为止，张生和贾雨村没有什么两样。“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他们都是满怀激情地投奔功名大道去也。途中，按一下暂停键，看中一两个姑娘，然后连着姑娘一起卷走，继续前进、前进、前前进。

区别是在后文渐渐看出来的，在爱情故事《西厢记》当中，年轻而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张生对感情的态度是诚挚的、热情认真的；而现实主义的《红楼梦》中，老谋深算的贾雨村只消一句话，就纳了娇杏为妾，对于他的人生经历，或许是一段奇遇，对于观者而言，则毫无审美意义可言。有难度，才是美的。虽然，谁也不能保证日后张生不会成为贾雨村，可是，他的故事毕竟到了爱情尘埃落定之时，就戛然而止，他的形象，就永远定格在痴情种的美好上了。

原来，我们看到的都是被打扮的历史

文/侯虹斌

最近，据学者谢泳考证，胡适并没有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是被人栽赃和冤枉的。但是，看看今天中国戏台上、屏幕上、网络上的各类历史戏、历史剧，还有白纸黑字的历史小说、历史随笔，我们就不得不相信，现在的历史早就被涂脂抹粉，满头插满鲜花了。

同样的意思，诞辰超过200周年的法国作家大仲马早就说过了，他说的是篡改历史的技巧：“你可以强奸一个人，但条件是你能让她们有漂亮的孩子。”所以，现在中国的历史被高度娱乐化了，而且个个出落得花枝招展，我们，也就懒得分辩真伪，满意地接收了。

人人爱读口水化历史

连载三月点击量超百万，在网络上红极一时后，27岁的广州公务员当年明月创作的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又创下了一个兴奋点。首印10万册的该书为他带来了20多万元的版税收入，目前正在加印。书的副题明火执仗地写着：“历史也可以写得很好看”。当年明月盯着的是正史，务求有史为据，基本上不胡说八道，这使之胜人一筹；不过，却烙下了网络文字的胎记：粗疏，浅显，缺乏见识。可反过来说，这却成就了“草民历史”的最大卖点：通俗、好看。宣传企划们也一再强调：“比起易中天，当年明月写的可是真正的草民历史啊。”

这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因为人们只需要口水化的历史。二十四史煊赫巨著，有多少人去读？偶尔听到有非研究者读了本《汉书》、《宋史》，旁人不是以为这人闲得找抽，就是景仰之情顿如滔滔江水、黄河泛滥。大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故事、要的是情节。历史提供了硕大无朋的思考空间，谁又在乎呢，累。大家只想从波云诡谲的历史中舀一勺剧情，解解闷即可。

要烹饪一段畅销的历史，只需要像评书一样，把历史拆解成一个个故事，在大家的言说和听讲之间，满足人们口腔期欲望的宣泄即可。

大众对“说历史”的热爱，是集中在易中天的身上爆发了出来的。易中天的身份是学者，但这本光上册的版税就高达262.5万元的《品三国》，和另一清史专家阎崇年共印了30多万册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样，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按断代史，把历史故事和细节以自己的语言重述了一遍。他们并没有在历史之外附着一些新的东西。另一位写下两本《帝国政界往事》的作者李亚平充满憧憬地说：“我希望谈论历史话题，不仅能说出what，还能说出why。仅仅是介绍历史最后只能沦为一种资料性的东西，有生命力的还是那些能提供方法论的历史视角。”中国近年来能提供历史的方法论，又较为受欢迎的几本书主要是《万历十五年》、《潜规则》（包括《血酬定律》）和《天朝的崩溃》。可这样有生命力的书，还是太少。

学者张柠说得更刻薄：“历史跟大众亲密了起来，这本来就是一个幻觉。”要学国学，首先要学“音韵、训诂、文字”的小学，再深一点，还有版本学，不是一朝一夕能速成的。同样，一个公司白领，也不是古文都不懂，下了班在地铁里翻翻简体白话文，就说自己懂史的。国学、史学称之为学，仍然是学术性的，跟商业资讯不是一个概念。

口水化历史不是坏事，好歹也是开了一扇窗。可是当流行的全都是口水的时候，就未免令人心生惶恐了。本来，通过阅读接受信息是最能体现信息接受者的主体性的；受信息的过程和思想的过程可以充分地混合，可以反复琢磨，甚至对之质疑、挑战。可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历史的“普及”读物的尴尬：普通读者不愿读原典，甚至懒得吃快餐了，只愿从专家嘴边接过那些被咀嚼过、证明安全无毒的食物；但是，这样的食物能算是食物吗？能代表食物的真正面貌吗？——在这个接受口水史的过程中，大众放弃了主动权和思考力，按照“专家”既定的速度走，信息的接受者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解读是灌输式的，接受到的这种历史信息，也常常是从众的、被动的、缺乏分析的。

然而，读者都是懒惰的，他们不愿警惕，反而甘之如饴，恨不得把知识直接从大号吸管里啜饮到自己的大脑里，哪里还去管思考不思考。如果不是易中天、当年明月们给他们提供了嚼剩的馍馍，他们还怕消化不了呢。

马上，另一位草根的《唐朝那些事儿》又要来了。书商们早在那里摩拳擦掌了。

人人都爱娱乐化历史

从《正说清朝十三帝》、《正说清朝二十四臣》等书，到《帝国政界往事》、《历史的坏脾气》、《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帝国的惆怅》，都像井喷一样出现了；从《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到《汉武大帝》、《成吉思汗》、《传奇皇帝朱元璋》，一时之间，明君贤相像老太太脸上的皱纹一样爬满了电视屏幕。还有网络上那些明朝、唐朝、宋朝那些事儿，都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流量，点击率蹭蹭地往上爬。

要说他们是“恶搞”，那大家都打死不会承认的。其实，他们是正搞：依据真实的历史所本，搅活一池春水。何必虚构呢，虚构的东西远不如真实发生的历史精彩。这种些年的历史正剧，哪一部不是被人扒着手指抠脚丫一样找出与史实不符的细枝末节的错漏？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放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更富戏剧性、更惊心动魄、更惊涛骇浪的细节不用，而自己再编一套。还有谁能比历史老人更无情、更无耻，又更有创造性呢？现在那些作家和编剧也明白过来了，除了少量的想象之外，最喜欢的就是祭出这一招了：我的书（电视）99%都是真实的，无需虚构。

事实上，从1949年开始，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千篇一律的，官方不仅用文学来图解概念，也用历史来图解概念。无怪乎上海有中学提供了与传统版本略有偏重不同的历史教材，就惊得舆论打了个冷战。以往官修历史给大众提供的都是“伪历史”：说出来的也许不是假的，可是真的大多不在其中。这对人们智力的伤害是很大的。直至这些年，有人换了一种方式去解读历史，老百姓才忽然发现历史原来这么有趣。作家李亚平说过他在1988年看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当时我整个就呆住了。”

严肃了那么久，一旦有了松动，有人就忍不住对历史调戏起来。你以为只有“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还珠格格”才是戏说吗？历史永远无法绝对客观，司马迁和班固笔下的汉武帝就有区别。能够少一点演义，少一些主观，就是今人读史的造化了。可惜，靠写《张居正》拿下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熊召政所主张的“历史的外衣就应当包裹历史的身躯”，这种观点在一切都被娱乐化和轻化的今天，显得有点步履蹒跚了，往往只有真正热爱历史的人才能沉下心来看；而那位靠《康熙微服私访记》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编剧之一的邹静之所说的“历史剧应当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却博得大众的欢呼声。是以，邹静之编出来的可以是好故事，可千万别以为那是历史，那是扯起古人的虎皮，糊在今天的旗号里，娱乐着今天的人呢。

历史热到一定时候，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去年号称“改编自《史记》、《汉书》”央视大剧《汉武大帝》一出场，就真有网友较上劲了，用这两本史书逐条逐条去核对这部电视剧的硬伤。而另一批人，则拿出专家寻找挪亚方舟和约柜的劲头，考证出《还珠格格》里的五阿哥就是永瑢，而现年四十多岁的爱新觉罗·紫薇还跳出来则怒斥《还珠格格》，认为映射了她。娱乐大众的不仅在历史之内，还在历史之外。原本以为，关于历史的争鸣都是学术之争，然而，不是。今天我们人人都有资格对历史置喙，连历史观、历史态度的正经都被消解了，俨然成了一场七嘴八舌的打情骂俏。

如果看完了《品三国》，还加上大家对易中天一轮接一轮兴高采烈的炮轰或声援，那么，这些快活应当算是历史为我们提供的额外小费。

人人都爱实用化历史

龙应台说过，写历史就是对解释权的争夺。所谓借古喻今，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到当代的逻辑关系，大家读历史，就是想从书中读通今天。

今天什么历史最好卖？三国。不管是前两年的《水煮三国》、是《品三国》，还是传说中日本许多财团推崇备至、作为商界必读书的《三国演义》，以及在一代又一代街头茶寮里说书人口中妙舌生花的三国说书。何解？正像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唱的那样，“尔虞我诈是三国”，一句话，就点破了“品三国”最终品出的调调。三国的确是一个故事极为丰富的历史阶段，充分展现了“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风格。在书商的努力之下，计谋权术被夸大，甚至被定义成了成功之道。大家认同了这种实用主义，都把厚黑当作人生宝典，拿来指导商业管理和日常生活。可究竟有谁是研究了三国就成功的？

历史与国民性有关，历史造就了国民性，而国民性本身也制造了历史。实用性并非始于今日，历代都有许多人希望从这些权谋中获益，把狡诈当作智慧，把暴力作为勇敢。唐代赵蕤编撰的《帝王学》，里面收集了大量帝王领导术、权谋术、御人术，尽是阴谋与暗算，但该书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帝王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和推崇，乾隆皇帝一生多次阅读此书，称之为传世奇书。民间年间学者易白沙所著《帝王春秋》一书，“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影响也极大。而今人也非常乐于阅读李宗吾的《厚黑学》，一时洛阳纸贵；不要忘了，《厚黑学》就是以三国的曹、刘、孙三人的脸皮厚与心肝黑为立论的，而且引为圭臬。

事实上，中国政治传统中一直赞成“为目的不择手段”，把大量的阴谋诡计，猜忌权术织入了我们帝国政治传统中当中，成为中国政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权谋的意思是，无视基本的法治和人伦，蔑视基本的道义和公理，随心所欲。举个例子，晚年的汉武帝立了太子，便把无辜的太子之母钩弋夫人杀掉，说是为了防止“主少母壮”。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是：“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司马迁不满汉武帝，可是这句话里却嗅不出一点反讽的味道，倒像出于真心诚意的热情歌颂，更令人毛骨悚然。

想起北岛的那首诗《同谋》：“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同谋。”正是因为权谋太重，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建立起一个人性的合理的诚信体系：以为目的正义，便可以不择手段，最终必定连目的的正义性也会丧失。所以，几千年来国人一直都是跪着，喜欢撒谎，骗别人更骗自己。“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史上国人的生存状态奇差，行政成本也总是高得惊人。

遗憾的是，西方有宗教，中国却没有这样的一个终极关怀，所以，所谓的目标正确，也只能是箕踞于社会之上的道德收割者或独裁者的说辞；成王败寇之后，一切就变了天了。所以，才有了直至今日还说不清施琅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叛臣反将的笑话。所以，才会用“再向苍天借五百年”对猜忍的康熙进行赞美，用“燃烧了自己，温暖了大地”对暴虐的汉武帝进行谄媚。所以，才会有最新的电视连续剧，对那位杀人杀得丧心病狂的皇帝朱元璋，赐予种种谋略、除贪、反腐等高帽，还美名其曰“传奇”。见识有高下，喜好有荤腥，但正常的理性中，不包括对泯灭人性和祸国殃民进行掩埋甚至赞美。

莫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垃圾桶？一方面，人们是幸运的，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历史题材以方便的形式，活泼泼出现在我们的周围，延续了中国的“史官文化”，大家起码有了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人们又是悲哀的，历史被各种专家、学者、小说家、文艺编导进行过各取所需的剪裁，我们得知的已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它的一件小马甲。

我倒是想起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的一句话来回应：把历史作为武器，是对历史的滥用，把历史作为救世良药，则意味着对历史本身的亵渎。

秘密会社变成小众传统

文/侯虹斌

在美国国会山的诸多政治领域中，最神秘的当算顶尖政治人物的祈祷团。这是私人性质、小规模、非正式的崇拜聚会，已有几十年传统，而希拉里·克林顿就是其中一枚金光闪闪的新丁。自从她2001年入选参议员之后，每个周三，她都要和数十名美国参议员一样，参加早餐祈祷会。因为在这个国会山里，政治已日趋僵化，祈祷团就成了成员倍加珍视的、与政治无关的精神密室。

在美国，或者说在西方，像这样的精英人物的小众团体还有很多，他们无一不是神叨叨又牛哄哄的，他们从不在江湖，江湖上却有他们的传说，神光一瞥，梨花片片，撒向人间都是谜。

其中，最知名又最神秘的当数骷髅会。当2004年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承认出自这个世上只有800位在世会员的古怪组织的时候，有人惊呼：难道我们总是要生活在这个由骷髅会统治的世界上吗？

牛气冲天的骷髅会

骷髅会声名显赫，其实人家不过是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每年既有成员都会在耶鲁大学3年级学生中挑选新会员，最终入会人数为15人。看起来还比不上中国某大学的围棋兴趣小组的规模。不过，骷髅会的历史悠久，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3位总统，两位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众多内阁成员、参议员和国会成员都是骷髅会成员，著名布什总统三代都是会员。“骷髅人”还禁止对外透露所有有关组织的情况。

《纽约时报》曾说过：“从历史上看，选入骷髅会的都是耶鲁大学最优秀最聪颖的学生……骷髅会相当于一个训练场，把幼稚浅薄的年轻人变成具有卓越才干、决心致力于更高目标和公众福利的男子汉。它(骷髅会)一直利用着自身的关系网将成员推向权势的极限。”一位专事研究骷髅会的女作家鲁宾斯直接评价骷髅会是“政治弥天阴谋”：在经过175年的繁衍生息，从白宫、国会、内阁、最高法院到中央情报局，权柄的花纹赫然已成骷髅会的会徽标志， “骷髅会的家族成员逐渐控制了美国社会，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完全封闭性和封建性的美国版贵族阶层。”事实上，骷髅会已经成功负责运转美国多年了。

大约两打在全美国名头很响的名门望族掌控着骷髅会，这些家族之间内部通婚，以维持骷髅会的权力联盟。甚至入会之前，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仪式为这些未来的会员们设置障碍或把柄，以便终生效忠于这个组织。

说到这里不得不打住——这个气质哥特的精英组织之所以成为一个全球性知名的神话，就是因为它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当年布什、克里在各种问题上的辩论都热火朝天，然而，在骷髅会问题上，两位对手态度出奇地一致：回避。所以，骷髅会那带有宗教色彩、与性有关的入教仪式，还有种种秘而不宣的遴选标准，都烂在那800位骷髅会员的心里了。

从小众到小众，永远都小众

如果骷髅会是一个全美国人们最热衷又最受欢迎的一个组织，新闻喜欢把“每年有数十万人参加”作为一个对这个组织的褒奖的话，那么，我们的布什总统们一定会羞于提及它。骷髅会的重要，恰在于它的小众；它的小众，保证了它的精英，也保证了神话的流传，才能保证人人都瞻仰、眺望这个谜团；最终，一个绝密组织演变成一个大众事件。它自己不必参与，大家光是猜谜就很娱乐了。

其实历史上，少数精英从来都不缺这种组织。而这种组织魅力的消退，多数不是因为缺钱花、没人理，无以为继，而是因为参加者人太多，由精英变成了烂货，组织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

有一些名气非常大的组织，人数之少却令人咋舌。数年前，因为我没有听过鼎鼎大名的“罗马俱乐部”便被嘲笑一番，不怪我无知，这个俱乐部至今只有100多名会员。但是，这个成立三十多年的国际的未来学研究团体，经常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它包括《增长的极限》、《重建国际秩序》在内的出版物，几乎每一本都能赢得国际的名声：它是一个研讨国际政治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其组成成员都“关注人类未来并且致力社会改进”，约旦王子El Hassan bin Talal是罗马俱乐部的现任主席。

外界有人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奇怪，难道一个由同样喜欢思考“人类困境”的爱好者组成的智囊团，你要它怎么草根？太没谱了。那些去精英化的叫嚣听起来十分虚弱。

更出名的一个组织叫做共济会，它的近代化历程从英国开始，伴随着英国殖民者迅速遍布世界，信徒从１８世纪开始的历代英王，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达芬奇、莫扎特、菲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共济会员几乎参与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所有重大事件，而对历史影响最深、最广的一件事，是美国独立。

还有另一些声名卓著的小众人群。文学巨匠歌德和哲学家海德参加过“光照派”。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棒球巨星贝贝·鲁斯都是“哥伦布骑士团”的成员。诺贝尔奖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前副总统加勒特·霍巴特、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路易斯·佛瑞是牛血社的成员。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夫威茨则是比尔德堡团的成员……这样的名单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

他们加入这样的小众群落是严肃的，甚至怀有政治理想的；可是，当我们津津有味地把曾经的主角按自己的喜好重新编辑过之后，这一份份的名单就充满娱乐精神。这些人都有着小众趣味——并非他们特立独行，没人喜欢,而是因为他们有极高的门槛，这种高门槛保证了他们永远难以通俗化。

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精英小众被推广的后果就是八十年代的皮尔卡丹、九十年代的华伦天奴，名牌，太名牌了：这几个高端品牌在中国过度授权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名声比佐丹奴还要乡镇。还是没什么人穿得起范思哲，可是，不妨碍人人都爱它。

为什么小众的才是大众的？

说到小众和大众的关系，让我想起了美国证券分析机构Sage-works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汉密尔顿面对中国的炒股热时，所说的一句话：“如果连擦鞋匠都开始涉足股市，那就到了该退出股市的时候了。”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用来对着那些还以为基金是鸡精，就敢背着钱去炒基金的师奶们说。应当让厨房的归厨房，银行的归银行。有些东西，的确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只可仰慕，不可亲近。

批评家吴亮就宣称，“由社会生活的大众性向个人范围的退缩，已经是个显然的趋势，它已经在一部分相当敏感的人那儿悄悄地发生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某种城市生活的前景——由向心转向离心，通过大众传播来支撑的城市大众文化已有被侵蚀乃至瓦解的可能。”这些小众群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口味，他们不要广为人知，只要心领神会，不要声名远扬，只要自娱自乐。他们抢先在自己的内心和外在圈了一个地盘，他们得以用某种特征与和他们的邻人、同道和朋友，结成了亲密的圈子关系。而这一切，个人才是惟一的主角。小众趣味者已经在都市丛林里建立起了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在web2.0时代聚沙成塔。

在中国，一时半会还出不了大学里的精英社团，顶多也就是巨富们的美洲俱乐部或中国会。中国的郭敬明们太多了，国外出了什么新鲜事都爱抄个不亦乐乎，只怕一到中国就南橘北枳，一旦中国有了自己的骷髅会，它还舍得每年只进十个八个人么？还不赶快收多点钱招多点人？

显然，美国骷髅会也已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大众传媒和众人的臆想抬高了。它所能做的，不是赶紧打开大门，而是应当把门锁得更紧，让加入者少些，再少些。

等我们过腻了无欲无嗔的日子，就会发现能够受伤也是一种福气。即使像凯芮那样失恋了，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也不介意，假如还能大哭一场就好了。有多少人能像她那样四十岁了还能谈一场纯粹的恋爱啊。呃，我的意思是，假如有一种人生归宿可以选择，那么，死于伤心，比活在心如槁木不发芽的灰暗生活中，更合我意。 

 莫让风流负佳期

（序）

 文/侯虹斌 

女人的才华有两种，一种在遣词造句，一种在情场斗智斗勇。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恰逢好莱坞《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的电影版正在上演。女主角凯芮完美地集两种才华于一身——可是，哪怕她品位超群，施展浑身解数，惨淡经营，她的男友也宁愿当落跑新郎。看哪，抖落一地的才华，也就这等结局，看得我背后如有一阵萧瑟的阴风，隔着十万八千里吹过来。

实际上，就算过了一千年，技术进步得骇人，但人类的情感和本性并没有多大变化。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就比唐朝的人生活幸福。摩登前卫的凯芮在爱情中的角色，和古典优雅的崔莺莺别无二致。别以为这个时代里，女人独立、坚强，年薪十万百万，啜着“四海一家”（鸡尾酒），跟不同的男人约会上床，就是自由了。没有。无论性爱的景观多么迷乱，也掩饰不了女性对感情固有的焦虑。

爱情啊，真是残酷，无论你面对它、背对它，拥抱它、唾弃它，到头来，它对每个人都是一样，了无分别。

流传很广的暖红室本《西厢记》转载附录了元末明初诗人张著的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待月诗》，又作《莺莺待月》：

立尽黄昏瘦莫支，西厢朱户半开时。

风生花树寒微动，露滴瑶钗湿不知。

清思著人凝望久，柔情抱影欲眠迟。

可怜最好今宵月，正恐风流负宿期。

“正恐风流负宿期”，正是本书书名的出处。这既是一种对爱情的焦虑，也是一种对青春、对人生的焦虑。看崔莺莺打扮得漂漂亮亮，站在月下，虚掩着门，满心怅然地等待着情人的光临——美则美矣，然而，此情此境，三分伤春、七分伤情。正是所谓“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古诗十九首》之八）崔莺莺那种“碧云天、黄花地”的哀愁，并不是空泛无由的，好的爱情往往最接近人类美的本质。女子对此的追求总是更偏执些，注定也要受更多苦。

元稹的《莺莺传》像是爱情的厄运之书，而《西厢记》则是一部诗性的现实读本。对《西厢记》进行文本细读，就会发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只是一个美好而空泛的愿望。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说到过，“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即使最伟大的事业最伟大的爱情，最后也会被简化为一个由淡淡的回忆构成的骨架。”这出经典名剧，早就被近代的学者们出于某种“偏见”，腌制成酱骨架了，爱情也被收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可感情是具有超越性的。《西厢记》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爱情之间被阻隔了，但横亘着的不是老夫人这样的巫婆，而是我们的脆弱，或者，还有来自更根本的挫败与虚无。

那些永垂不朽的爱情样本里，其实藏匿了一些秘密。比如说，男人的爱情是不可靠的：如果崔莺莺不是相国千金，也许张生早就掉头打马而去；如果故事再写下去，张生就会放下旧人去爱新人。而女人，也未必更坚贞。如若没有张生的苦苦追求、红娘的拼死相助，崔莺莺对张生也谈不上深情厚谊；再后来，张生不来，莺莺也马上就要改嫁了郑恒，并无怨怼。

我们对爱情的猝死是无能为力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的一钱不值。这条河溺毙了那么多的人，却有更多的人，前仆后继，无怨无悔地往里跳。说到底，惟其艰难，主人公的受难，就更能凸显爱情的价值感。虽然再华丽的爱情也无法驱除孤独，但一个人的孤独和另一个人的孤独邂逅结伴，终究可以取暖。我不赞成众多文学作品里吹嘘的爱情至上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它比名利、比金钱、比青春都重要一点点，不多，就那么一点点。

等我们过腻了无欲无嗔的日子，就会发现能够受伤也是一种福气。即使像凯芮那样失恋了，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也不介意，假如还能大哭一场就好了。有多少人能像她那样四十岁了还能谈一场纯粹的恋爱啊。呃，我的意思是，假如有一种人生归宿可以选择，那么，死于伤心，比活在心如槁木不发芽的灰暗生活中，更合我意。

当我看到张生最终和崔莺莺由皇帝赐婚大团圆，凯芮和她的Mr. Big也终成眷属时，还是松了一口气。虽然谁都不完美，在张生和崔莺莺们身上，我看到了凡人容易犯的毛病，软弱，自私，自恋，首鼠两端，可是他们应该得到谅解。因为不同情别人，就是不悯恤自己。

爱情是一种如此稀缺的资源，除了珍惜，别无他法。

解忧为了政治任务，结了三次婚。我把青春献给了你，祖国。50多年后，她终于返回了长安。

历史上，还有一位公主，唐德宗的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同样地英勇献身。咸安公主在回鹘生活了21年，直至病逝，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记录。

解忧公主：为了国家，她结了三次婚

文/侯虹斌 

不要以为嫁到国外去这碗饭是好吃的，哪怕是八抬大轿，敲锣打鼓吹唢呐。对于王室的政治婚姻来说，尤其如此。毕竟，两国关系要靠男女关系来维系，总有些悬乎。

第一个走通西域的汉使张骞是个机灵人，劝汉武帝嫁个公主结交乌孙国王，这样就能斩断匈奴右臂了。于是，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国王昆莫。匈奴听到消息很愤怒，要出兵来打，昆莫赶紧又娶匈奴公主为左夫人，而以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张骞失算了。只可怜了细君公主，昆莫年纪又大，言语不通，她只好一边淌着泪一边弹着琵琶作诗。昆莫还想要公主嫁给他的孙子、储君岑辄，公主不肯，报告武帝。武帝正要联乌孙灭匈奴，乃批示“从其国俗”，也就是儿子、孙子可以娶庶母、庶祖母。公主便改嫁岑辄，生一女，很快就去世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呀，多愁善感，常常有浓重的怀乡病。所以公主不能会作诗，一作诗，人生就有悲剧色彩了。

岑辄即位为国王，又娶汉朝楚王刘戊之女解忧公主为右夫人，同时另娶匈奴公主为左夫人。这位解忧公主天性开朗，颇有政治家风范，带着一种兴高采烈地破蛹，迎接华丽新生的冲动。一到异邦，就兴致勃勃地学习外语，接受新文化。岑辄死，其堂弟翁归靡即位为国王，继娶解忧公主和匈奴公主，各自生了一堆孩子。这个国王人称肥王，可是偏偏跟解忧志同道合，感情很好。为此，匈奴公主吃醋了，还叫来娘家派兵和肥王打一仗呢，汉廷与乌孙国合作起来把匈奴打得满地找牙。

肥王一死，岑辄之子泥靡即位为国王，解忧公主无可奈何地嫁给这位新国王，又生了一个小王子。结果，匈奴公主的儿子要屠杀解忧公主的儿子，两边经过一番较量、交涉，乌孙国一分为二，两家的儿子各自当个国王。

后来，解忧的两个儿子相继病死了，解忧公主已从当年粉白玉嫩的及笄少女，变为鸡皮鹤发的老太婆。如果给她做一份工作简历，她的每一格填满的是：永别离。结婚，夫死。再婚，夫死。三婚，夫死。战争。政变。宫廷内讧。屠杀。儿子登基。儿子死去。

解忧为了政治任务，结了三次婚。我把青春献给了你，祖国。50多年后，她终于返回了长安。

历史上，还有一位公主，唐德宗的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同样地英勇献身。咸安公主在回鹘生活了21年，直至病逝，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记录。她先是嫁给长寿天亲可汗，可汗死后，改嫁其子忠贞可汗；忠贞被其弟毒死，再嫁其幼子奉诚可汗；奉诚死，其相骨咄禄继任，是为怀信可汗，又嫁怀信。在唐代和亲的公主中，她是最为成功的一个，不仅让回鹘与唐朝安好，还协助回鹘国势一度达到鼎盛。

可是，谁又能理解一个深受礼义道德熏陶的千金小姐，离家千里，嫁给爷孙三代，还要守三四次寡的困苦呢？时乖命蹇，这些公主们，不幸做了国家的药渣。

附录：

寿宁公主：警惕公主身边的老处女

 文/侯虹斌

“最后，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格林童话里的故事，到现实版本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荷兰玛加丽塔公主因为丈夫经常夜不归宿而要求离婚；泰国乌汶叻公主因为丈夫的婚外恋而结束了20多年的不幸婚姻；摩纳哥卡洛琳公主一嫁再嫁三嫁，都是遇人不淑；巴林梅里安公主勇敢下嫁给美国大兵，却因为背弃国家身心俱疲而劳燕分飞……更凄凉的是，他们的婚姻中间夹缠了太多的背叛、别离、窃听、出卖、压抑。奢华、尊贵、为所欲为？那是我们平民涎着口水看着皇室的想象。日本纪宫公主一直想嫁人，都35了，还得让皇室忙活着相亲，皆因平日见不到什么男人。

这样的公主。唉。

现代的公主们好歹还生活在民主社会，婚姻自由，驸马都是自己挑的，怨不得别人。可放在中国的古代，管你多受宠，皇上要你嫁猫三，你不就能嫁狗四。身不由己啊。在明代，为了压制削弱勋臣的权势，首次制定出这样的律条：“本朝公主俱选庶民子貌美者尚之，不许文武大臣子弟干预。”有些驸马终生只拿俸禄而不能任职，真正的高官士族不愿绝了自己的仕途反而不愿娶公主，门不当户不对，比比皆是。负责此事的太监权臣操纵谋财，以贿赂的多少来确定人选，结果不但选出的尽是贪图富贵的平庸之辈，甚至还出现了永淳公主下嫁“秃头驸马”、永宁公主下嫁垂死病鬼的丑闻。

另一个悲剧是，公主与驸马咫尺天涯，巴巴地在守活寡。寿宁公主是宋神宗的女儿，她的命运就是明清公主悲惨身世的缩影。作为宠极一时的郑贵妃的女儿，寿宁公主嫁的驸马冉兴让与公主才貌出众，感情很好。管家婆梁盈女被指派给她，全权管理公主的大小事务。这些女官，都是些一辈子没有见过男人的老处女，心理变态，不许人间见鸳鸯。公主名义已出嫁，但还要回皇宫居住，而驸马则住在公主府，只有公主宣召，驸马才能进宫。公主想要见驸马，须经管家婆同意，如果不拿出大批真金白银，是不能见面的。而且，每次见面，都在内官记录在册，见多两次，管家婆就拉出“荒淫无耻”来说事，哪个金枝玉叶的女孩受得起这样的指责？

这个中秋节，寿宁公主宣驸马进宫，可此时，梁盈女也在私会自己的情人，一个老太监，没有赶过来收过路费，驸马心急，就直接进宫了。老太婆回来，大怒，径直闯入公主寝宫，破口大骂，把驸马赶走了。

第二天，梁盈女还赶到郑妃处倒打一耙，告寿宁公主的状，郑妃信了，把女儿狠狠地斥责了一番；驸马也进宫上奏章想面见皇帝，为公主平反——可惜，他刚进宫就被梁盈女的情人纠结一群太监，打个稀巴烂，鼻青脸肿地走回家。接着，皇帝一道严旨，痛斥女婿一番，反省3个月，不得见公主面。而梁盈女和太监们，逍遥自得。

有时候，还真想念探春给王瑞家的那一记清脆的耳光。身为公主，已经忍受了皇室这么多桎梏和规矩，忍受了不自由和不对等的婚姻，照理说，也应该换回皇室的尊严和富贵了吧。但没有。承袭这种制度，整个清代的公主，都没有生孩子。性压抑、性冷淡、性苦闷，或兼而有之。

附录：

寿宁公主：宋神宗之女，宠妃郑贵妃的女儿。明朝宦官与资深老宫女经常勾结。寿宁公主要见驸马被索贿，驸马还被殴打，但是皇帝和郑贵妃只是责备了女儿而非下人。明朝宦祸可见一斑。

霍小玉：充满道德感的妓女

文/侯虹斌 

看过了许多姊妹所遇非人，霍小玉相信自己不会那么糊涂。有青春、有美貌，又有历经战乱饱受苦楚，她只想要一种平庸的幸福。

霍小玉的父亲原是唐玄宗时的霍王爷，母亲只是其侍妾。霍王爷死后，母亲带着霍小玉流落民间，霍小玉不得不做了歌舞妓这个行当。但是，她只愿意做卖艺不卖身“青倌人”，因为这样嫁个好人家的希望才会大一些。奇怪，她们的现实污浊已至此，霍小玉们还能把荒漠当作绿洲，把苍白看成水晶，对人性充满了美好的愿望。

恰逢此时，状元及第的李益出现在京城。其时，李益正在等待委派官职，常自夸耀其风流才情，四处寻求名妓，经人介绍，李益见识了天仙一样的霍小玉。彼此一见钟情，青梅煮酒论诗文，很快，两人就同居了。事实上，李益出现的动机，只说明长安又来了一个寻花问柳的轻佻之徒，只写一些为了发表的情书。而霍小玉却一头热地扎了进去。

这是唐人蒋防在笔记小说《霍小玉传》延续的“书生与妓女相爱”这个母题。整个社会对书生寄予了太高的道德期望，所以文人一旦变心，比将军、武夫变心更让齿冷。李益曾写下“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给弄潮儿。”这样深情款款的闺怨之作，能证明其有才华，但不证明他就一定忠孝仁义悌。为官清正的苏轼也会把自己的侍妾像马一样随意送人，十足一只大男人沙文主义猪。难怪当代的肥皂剧也说了：“你们文艺圈啊，就是乱。”

也是，书生和妓女，在道德价值和社会阶层上相距太大，凭什么上天会给他们幸福？霍小玉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一年后，李益升为郑县主簿，须先回故乡陇西探亲，然后上任。尽管李益再三强调会接霍小玉到郑县完婚，她仍然忧心忡忡。她提出：“我年龄方十八，郎君也才二十二岁，到您三十而立的时候，还有八年。一辈子的欢乐爱恋，希望在这段时期内享用完。然后您去挑选名门望族，结成秦晋之好，也不算晚。我就抛弃人世之事，剪去头发穿上黑衣，也就满足了。”考虑到唐代门弟之见极深，不同层次的姓氏不能通婚，且多晚婚，霍小玉的担心是必要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不过李益却烧昏了头，一个劲地发誓永不分离。

李益回乡后，父母高兴异常，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官宦人家卢家的女儿。李益兴高采烈地放弃小玉了。一时出不起卢家聘礼，李益还亲自四处奔走，凑足了钱，终于热热闹闹地成了亲。

奉劝大家，不要在感情的乌托邦里自寻苦吃。此时的霍小玉还在眼巴巴地盼望着，砸锅卖铁、典当珠钗地四处寻李益。一年过去了，杳无音信。担心终成事实，霍小玉悲恨交加，卧床不起。镜里照着的，仍是那张苍白的脸，鲛绡上却再也没有泪痕了。是怨毒分泌的汁液，滋养着她活下去。

全长安都知道李益负心了。黄衫客把李益架到了霍小玉家门口。李益羞愧难当，霍小玉挣扎着站起来，拿起一杯酒泼在地上，表示与李益已是“覆水难收”，倒地而亡。临死前发了一番宏愿：“我身为女子，薄命如此。君为大丈夫，负心到这种地步。……我死以后，一定变成厉鬼，让你的妻妾，终日不得安宁！”果然，李益后来得了强迫症，一连结了三次婚，都以休妻杀妾做结。

然而，任谁都为霍小玉不值：这辈子已经为负心郎赔上了，做了鬼还要跟那张让人生厌的面孔纠缠在一起，还不如起咒赌誓，生生世世决不相遇。住在爱情这口井里，像故事里每一个美丽、善良、充满道德感且天真不已的妓女一样，她注定看不到明天。

附录：

霍小玉：事见唐·蒋防的传奇《霍小玉传》。陇西李益初与霍小玉相恋，同居多日。李益得官后，聘表妹卢氏，与小玉断绝。小玉思念成疾，愤恨欲绝。忽有豪士挟持李益至小玉家中，小玉誓言死后必为厉鬼报复。作者同情霍小玉的悲惨命运，谴责李益的负心，爱憎分明。

伍尔芙：情圣妻子和清教徒丈夫的悲惨生活

文/侯虹斌

“我迷恋照片里的伍尔芙已经好几十年。我也迷恋她写的小说，迷恋她写的日记和信札。那张闪着灵气的嶙峋的脸，细致得不带半丝性欲……”实在受不了董桥在《从前》里这样来描绘弗吉尼亚·伍尔芙，把她写得性感无比，让我恨不得伸手过去，隔着时光，去抚她的脸。
伍尔芙1882年出生于伦敦，是本世纪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也是英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思想家、女权主义者。她在11岁的时候，父亲斯蒂芬就预告说：“今天我与小吉尼雅讨论《乔治三世》，她吸收得非常好。不用多久，这孩子就会是个作家了。”同时，严肃的父亲还兴兴头头地嚷嚷说：“我的小吉尼雅几乎是个调情高手了！今天当我必须得工作时，她蜷在沙发上，依偎着我，说，别走别走。如此媚人的小精灵，真是人间罕有。”这个老爹真是一个预言天才，他一下子看出了伍尔芙的两项专长：写作与调情。

早些年，伍尔芙对姐姐凡奈莎的爱，简直是汪洋大海一样淹没了她所有的作品。在写给姐夫克莱夫的信中，她极其赤裸地表达自己的嫉妒：“你多运气，住在她的圣殿里！而我，只是日日夜夜的一个朝拜者！”把姐夫也弄得心痒不已，与小姨子产生了一段暧昧关系，至于他俩是否有肉体关系，一直都是八卦界的一个疑案了。但，伍尔芙对他，也不过是爱屋及乌罢了。

当伍尔芙终于和“沉默羞怯恪守戒律”的政治理论家伦纳德结婚时，不少英伦才子都结了舌。伍尔芙的同性恋倾向，让她经常处于感情危机之中。伍尔芙和凡奈莎姐妹组成了“布鲁姆斯伯里”组织，那是一个性史和情史异常地萦乱和无厘头的小圈子，都是英伦文化名流，都是好朋友，却常常两两发生关系，令人瞠目结舌。已有丈夫的伍尔芙，就是显著的台风中心。她不断地别有怀抱，不断地发出婚外情爱信号。只苦了伦纳德这个老好人，妻子一个、情人没有。在生活上，弗吉利亚依赖脾气温顺的丈夫，多次精神崩溃，都是靠伦纳德的耐心，渐渐恢复。

在伍尔芙去世后，伦纳德接受BBC采访，承认：“伍尔芙是这个世界上我所认识的罕见的几个天才之一。”就因为这，清教徒伦纳德无限量地原谅了妻子的情爱走私。

伍尔芙未尝不是感恩戴德的。她最终的遗书感人至深：“最亲爱的，我想告诉你你给了我最彻底的快乐，没有人能和你相比。”是的，她患上了精神病，感觉不堪忍受，便往自己口袋里装潢石头，在英国东塞克斯郡刘易斯郊外的住宅附近跳入乌斯河自杀。那是1941年。

三十年的婚姻中，夫妻二人是否有性爱关系，一直还是布鲁姆斯伯里专家们最孜孜以求的悬案。可怜的伦纳德啊。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很可能是别人的性格决定了你的命运。躲在伟大的作家伍尔芙背后的伦纳德就是一例。